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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5月12日      原载：上海证券报

⊙邹平座

　　曾几何时，我们把美国视为政治与经济的完美的天堂；曾几何时，我们相信美国、相信美元；曾几何时，我们把我们辛勤创造的产品，我们的劳动和资源源源不断的输向美国。而《美元大崩溃》一书应当让我们梦醒蓝桥了。

　　这本写于2006年底的书有很强的预见性，它所谈到的事情现在都发生了。这本书是美国的魔咒。但是，如果其他国家不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会变成自身的魔咒了。

　　很多美国人出的书，我们当从反面来看，但这本书可以从正面来看，因为它是从更多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利益进行的考察。

　　例如它用来警示国外央行的论述：

　　外国央行之所以投资外国资产，与他们非理性的机械的官僚主义有关，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私人投资者已经谨慎地离开了美国市场。但对于华尔街及其媒体来说，“资本盈余”显然是他们最看重的护身符，因为贸易赤字一旦转化为市场悲观主义，那么，他们将必死无疑。

　　且不管这句话的科学性如何，也不管中国有没有这种机械的官僚主义。但是，这一段话对于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量的海外金融机构投资而言，应当引起高度的警觉。不然我们将承受难以承受之重，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

　　揭开美国经济的谎言

　　本书集中分析了美国经济的四个谎言：对外贸易、GDP、核心CPI、消费者信心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关于GDP的诺言，作者说，“真正创造财富的那一部分（如制造业和矿业）在GDP中的比例正在不断萎缩。在美国的GDP中，有超过70%来自消 费，而这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崩溃，因为支撑消费的是庞大的外债，而不是国内的生产。”即使30%的生产也来自于实体经济的虚拟化的部分。很多高技术和服务 业的收入具有很大的不可持续性。

　　美国的核心CPI，书中写到“美国对通胀的考核主要以核心CPI为依据，核心PPI和CPI掩盖了真实的通胀。核心通货膨胀一般用实际通货膨胀 指标扣除一些价格容易波动的项目来衡量，扣除项目通常包括食品、能源、间接税、住房抵押贷款成本等，最常见的是食品和能源。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石油价格的上 涨已经影响到其他价格，但并没有反映到核心数据中。……所以，美国的通胀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不包括上涨部分的通货膨胀。”这是一个国际大玩笑了。为什么 美国要自欺欺人呢？一是为了对国内选举有好处，二是欺骗外国的持有美元的央行和投资者，欺骗全世界仍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国家和个人。

　　关于对外贸易的谎言，作者讲了一个史密斯一家和老陈一家的故事：

　　史密斯一家人都失去了工作。为了维持先前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借钱度日。这样史密斯一家就会陷入债务的泥潭。显然，这种生活状态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们找到足够偿还债务，并可以维持先前生活方式的工作为止，否则，他们便将一直在这种痛苦中挣扎。

　　而与之相对应，另一个家庭——姑且称之为老陈一家——他们一家人非常勤劳，也非常节俭，平时不舍得花一分钱，以便有更多的积蓄。在这个积累阶 段，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生活远不如其挥金如土的邻居，就是平时以借债和抵押为生的史密斯一家。在普通观察者眼中-他们仅仅基于两家人的消费模式来看问题 -史密斯一家显然更为富裕。然而透过表面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老陈一家通目前的节俭最终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史密斯一家这种短视的挥霍是以牺牲未来生 活方式为代价的。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美国与中国两个不同的家庭模式。作者的意图是想说明靠外债拥有别人的产品没有好的结果，美国正在挥霍未来，中国将拥有更好的未来。

　　然而，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故事还没有完，接下来的事就是老陈家应当特别当心的了：

　　一种假设是史密斯一家能发行一种货币，而且这种货币老陈家必须接受，那么，老陈家将永远为史密斯一家服务。

　　第二种假设是史密斯一家虽然负债，但他们有大房子和各种有价值的资产，接着就发生了严重的通胀，老陈家的钱变得一文不值，那么，最终的穷人还是老陈家。

　　第三种情况是发生了一个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的国际货币安排，只有史密斯发行的货币可以升值，老陈家也很惨。

　　第四种情况，发生了战争，史密斯一家占领了老陈一家，老陈家就会成为奴隶了。

　　这四种假设都有可能发生，也是中国政府和家庭应当特别当心的了。也许美国下面就会唱这些戏。这个故事也揭露了美国的第五个谎言：消费者信心创造经济发展。因为这种信心是政府的误导，也是一种不合理的货币制度的流氓结果。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

　　超级原子弹？

　　美元贬值的速度近期如脱缰野马。中国是全球官方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全球已知的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有约65%是 美元。中国虽未公布官方的外汇储备比例，但应远高于全球平均值。有分析认为，如假定中国外储90%是美元，过去一个月即蒸发357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一 个月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

　　5年前，斯蒂格利茨发表了《对全球化的抗议及金融援助的内幕 ——抗议全球化的目的是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变革》，从国际金融组织给国际金融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多不公平因素、加速了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衰退等方面对国际货币金融机构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我想说，有趣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的项目都是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个机构却由发达工业国家 控制。有人对联合国只有五个国家具有否决权的事实表示不满，而IMF只有一个美国决策者。想想也就明白了，IMF基础结构改革将会多么很难，像中国这样在 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国家为获得其否决权不知还要有怎样艰巨的努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建主要归功于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他最初的目标是非常好的，但善花未必结出的都是善果。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的初衷是想开 发原子能以解决人类资源的不足，但美国人却用它造成了原子弹，偷偷地扔到日本人家的后院屠杀了好多无辜的人；凯恩斯提倡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也是好心好意地想 让全球的金融体系更加稳定，但正这个体制为美国人制造了威力更大的核武——超级经济原子弹。二次大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让美国人实现了全球性的经济侵 略，无偿地占有了全球各国的资源，就连凯恩斯的母国英国也未能幸免。

　　美元的血泪账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以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这一制度没有决定如果美元不能兑换黄金以后如何处罚的条款，这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埋下了70年的祸根。

　　我们至今都不会明白，非洲、拉丁美洲这些国家为什么有长期的贫困和动荡，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美国可以对全世界进行掠夺。美国欠下全世界人民上百万亿的债务，这种债务是由于货币发行权形成的。不仅如此，美国在经济困难时期，不断用通货膨胀剥夺全世界人民。

　　本书写到：“与其他货币相比，在2002-2004年间，美元已经贬值24%，而2005年股市的技术性调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2006年 的美元继续衰退，3月中旬至5月中旬又贬值了12%。”现在看来，到2008年这段时间内美元又大幅度贬值，这使得全世界用美元储备的国家受到了难以估计 的损失，同时这也是美国化解全球债务危机的重要方式。贬值以后我们应当引起认真的反省。

　　通过本书作者讲的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清美元的本质是什么：

　　假设有6个落难者困在一个岛上，其中有5个亚洲人，１个美国人。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饥饿。所以他们一起商量以后，做了以下的分工：5个亚洲人 中，1个人负责狩猎，１个人负责捕鱼，1个人负责采集野菜，1个人负责做饭，１个人负责拾柴和照看火，而第六个人，也就是那个美国人负责吃饭。

　　5个亚洲人每天都处于忙碌之中，以便为这个漫步沙滩的美国人提供食物。这个美国人就好比是日光沙龙的老板，但只有一个顾客，那就是他自己。一天结束以后，5个亚洲人就把他们精心准备的食物交给这个美国人。

　　现在的美国人是很现实的，他知道要继续享用他们所提供的盛宴，那么他们也必须吃饭，于是，他就给这些亚洲人留下一些残羹剩饭，以便他们维持第二天的劳动。

　　在现代经济学家眼中，这个美国人便成了岛上经济发展的唯一推动力。如果没有这个美国人及其永不满足的胃口，那么这个岛上的所有亚洲人都会失业。

　　而事实上，这个美国人并非是这个岛上经济的引擎。对于这些亚洲人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投票将这个美国人驱逐出岛。没有美国人，他们就可以分得更多的食物。

　　为什么5个亚洲人要为美国人劳动，就是因为货币制度，5个亚洲人想得到他们公认的美元财富。

　　这个故事从一个美国人的口中说出，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当前货币制度的可悲之处，关键是我们很多人还不明白这种血迹斑斑的事实。现在我们最大的担心是，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人通过通货膨胀对全球掠夺以后，他们以及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又会制造一个新的什么体系，这应当被制止。

　　谁也阻挡不了

　　“科学发展”的中国

　　经济学是有本位主义的。因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理论，这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效用，而各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的效用是不一样的。他们或多或少地代表本国的利益。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的引进国外经济学家的理论，而要设法使它们中国化。

　　在本书中，作者不断批评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批判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推崇了供给学派的观点和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对于当前的美国情况来讲显然是有道理的。

　　有一个重要事实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值得认真反思，次贷危机和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使我们怀疑，西方主流经济学还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如果说他们解释了经济现实，他们对西方世界这种多年潜伏的危机没有足够的总结，如果说他们能预测未来，但是他们做得比本书的作者差得很远。

　　中国的崛起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建树，并用以指导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我觉得，中国建立一个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的经济学体系的机会已经成熟。谁也阻挡不了“科学发展”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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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 

摘录说明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从经济学界到一般舆论都把全球化作为经济活动的合理化的代名词，并以上帝般的口吻断言，全球化将不可逆转。因此，一切主张资本管制的言论，一切主张建立本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人，一切贸易保护的作法，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1998年香港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制，运用金管局的储备与国际金融炒家大战一场，挫败了金融炒家迫使港元贬值、并从中渔利的企图。但这一场保卫战被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违背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政府不干预市场的信条，从而使香港失去了自由贸易港的美誉。同样，马哈蒂尔总理宣布外汇管制，以阻止国际热钱洗劫马来西亚的财富，也被华尔街控制的国际舆论诅咒为违背历史潮流的异端分子。但是，如果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化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的话，这样一种信念和趋势究竟能坚持多久呢?为什么我们还要为全球化的到来鼓与呼呢?究竟是谁从全球化趋势中受益，而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呢?

知史明鉴。将近两百年前，当英国工业的力量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时，在欧洲大陆经济学界和舆论界也流行着一种自由主义信条，始作者是亚当·斯密；那时候也流行着一种趋势，叫世界主义。但是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实业界和政界人士却并没有奉行自由主义信条，并没有把世界主义趋势看作是上帝的天启。他们懂得自己在与英国工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因此他们这样回应自由市场的天使们：“如果英国在工业上处于高度的先进地位，可以容许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国外竞争，那是符合英国自己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国家利益的。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利益是在于使工业获得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护制度目前对它说来是不可少的。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法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容许国外竞争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时，他(维莱耳先生)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第312页，法国大臣维莱耳回答英国首相坎宁，估计为1815年前后——摘注)而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关税同盟，实施了坚决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以设想，没有德、法、美等各国实业界和政界人士的清醒头脑，就没有这些国家在19世纪的崛起和强大，世界也许早就在英国的独霸下实现全球化了。

实际上，在19世纪，身体力行亚当·斯密学说的是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地主、贵族们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英国的工业品，过了一段价廉物美的好时光，但是很快由于没有发展本国工业，一当世界市场农产品供应过剩，地主们就叫苦连天了。这些国家最终成了欧洲的农业国，失去了在欧洲的发言权。而当时，同样落后于英国的德、法、美等国家却没有那么无知地听从斯密教条摆布，其国家经济政策的真正指导思想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今天，这些国家强大起来了，特别是当年靠贸易保护起家的美国成了发达国家的盟主，为了防止世界上新的竞争对手挤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它们效仿当年英国的作法，到处宣扬亚当·斯密的教条，把自己的成功经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悄悄地收藏起来。于是，作为19世纪真正杰出的经济学家代表的李斯特以及他的著作，被现代经济学家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了经济学的殿堂，甚至在经济学说史上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于1841年出版，它总结了李斯特作为德国关税同盟经济顾问时丰富的实践经验，比较了当时欧洲大陆各国以及美国的兴衰，史料丰富，行文流畅，说理充分，在批驳自由市场教条的同时，形成了完整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对于遏止亚当·斯密学说对德国工业的威胁，协调德国政界、实业界和舆论界的意见，化解德国地主对保护主义的反对，起到了只手擎天的作用。旧中国，一些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的人曾译介过此书，但由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控制着中国，关税不能自主，李斯特的主张也就无从实施。解放后又于1961年翻译出版了该书，但由于当时出版此书主要是供批判用，影响也很小。而现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完整的国家主权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国家意志，而且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的挑战，李斯特的著作就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和李斯特是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但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需要，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亚当·斯密的著作，而对李斯特分析很少。这种情况造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是提倡自由市场的学者都对李斯特知之不多。但是，我们认为，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特别适合落后国家在世界市场经济的竞争，适合中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方针，因而应当成为各级经济管理干部的必读著作。如果继续单方面地让源自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教条在干部、知识分子和舆论界流行，那么，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前景将会受到重大威胁。

以下是要点摘录。其中提到的流行学说即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学说。如果将文中流行学说换成新自由主义，将世界主义换成全球化，将英国换成美国，将德国换成中国，在自由贸易基础上再增加资本自由流动，在贸易保护基础上再增加货币管制，则可大体用于分析今天的世界。

李斯特著作的时代背景

    拿破仑战争以后，德国的邦数已由300个减少到38个，但是各邦有自己的关税壁垒，各邦内部各个省区也分别规定有地方生产率。这种情况大大妨碍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为了消除这种阻碍，德国资产阶级早在1819年就建立了工商业协会(由李斯特等人领导)，1834年更成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除了奥地利和一些小邦，其他各邦都参加了。由于共同税界的确立，大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1835年建筑了第一条铁路。可是国内政治上的统一还没有完成，工业的发展还远远地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当时英国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法国的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它们竭力提倡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以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的市场。怎样摆脱外国自由竞争的威胁，促进德国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第1～2页，中译本序)

    在英法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西欧各国的工业发展程度差别不大，谁也不能操纵国际市场，但是为了防止外国的工业品侵入本国市场，英法资产阶级曾经觅取国家的保护。产业革命以后英法工业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国内市场已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同时资产阶级也有了充分的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因此他们放弃了保护贸易的主张，竭力倡导自由贸易。在这时德国的工业技术却落后得多，资产阶级面对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比工业发展初期的英法更加需要保护关税制度，因为这样，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也就特别强调国家的干预作用。(第3页，中译本序)

李斯特著作的适用性

李斯特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我们当可看到，这些原理所以在今天还值得加以考虑，其间具有特别有力的两个理由。首先，我们很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些论点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其次，这些论点对保护制度原则提供了确定的科学基础，虽然在英语殖民地奉行着这个原则，在英国有不少事业经营者和商业经济学者信守着这个原则，但迄今为止，英国作家对于这一原则的阐述还只是局部的、不够完整的。(第1～2页，英译本序)

    李斯特对于他所认为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及其信从者(英国的和外国的)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两者之间实际上划分了清楚的界线；他竭力拥护“国家”政策，反对“世界贸易”政策，后一政策虽已由英国采行了将近40年，但实际上还没有博得任何其他文明国家的好感。(第2页，英译本序)

    李斯特当反对他所认为的有害的谬论世界主义学说时，对于英国在当时所享有的商业优势，有时尝加以严厉抨击。但他绝不是英国的敌人，实际上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衷心赞赏，热烈主张英德两国结成联盟。(同上)

李斯特著作的针对性

    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顾问，使我处于很困难的地位。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莱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的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是竭尽所能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理论以及德国学者们的见解原来是站在他们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说话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在这场斗争中，双方所拥有的武器显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经过细致加工、彻底条理化的一套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学术团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则情形截然不同，它没有钱，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第6页)

李斯特的国家主义与

斯密的世界主义的基本区别

    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第109页)

    流行学派的理论体系处处只考虑到个人，在这种理论的设想下，个人彼此之间的商业关系是完全自由，毫无拘束的，如果我们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向追求他自己的私人利益，他就满意了。这种论调指的当然不是国家经济体系而是人类的私人经济体系；假使没有任何政府方面的干预，没有战争，没有敌对的外国关税限制，这样的体系就会自然形成。至于那些现在已经强盛起来的国家，它们是凭什么方法达到并保持现有强盛地位的，还有些以前曾经一度强盛的国家，它们是由于什么原因失去了原有强盛地位的，这个理论体系的拥护者对于这些问题却向来置之不顾。(第149页)

    有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较高程度，有些国家还处于较低阶段，这个学派却不承认有这样的区别。它处处把国家权力的作用置之度外，按照它的说法，国家权力对个人照顾得越少，个人生产就越加能够发展。根据这样的论点，野蛮国家就应当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富裕的国家，因为就对个人听其自然、国家权力作用若有若无的情况来说，再没有能比得上野蛮国家的了。(第150页)

    流行学派把一切生产者的自由竞争说成是促进人类繁荣的最有效方法，这从它所采取的立场观点来看，原是十分正确的。在世界联盟的假定下，对各个国家之间正当的商品交换加以任何限制，似乎都是不合理的，有害的。但是如果有些国家把人类全体利益放在它们的利益之下，就是说，使人类全体利益服从少数国家利益，在这样情况下高谈各国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那就荒谬之至了。(第151页)

    假使有一个国家，由于看到了普遍与持久和平的莫大利益与合情合理，因此就主张解散军队，销毁兵舰，撤除要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是否要认为这个政府精神失常?(第158页)

    英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因此它的政策方针将以为它自己谋福利为唯一鹄的。英国人所爱的是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只要有可能，他将尽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从事于发展他本国的工业，使他的工业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国市场。在这个情况下，自由贸易制度是最能适应他的目的的，他决不会喜欢或想到在法国或德国来建立工业。英国一切的剩余资本会毫不犹豫地用来发展对国外各地区的贸易。如果英国人想迁居国外，或者想把他的资本投放到国外地区，他宁可到比较辽远的、他的语言、法律和规章已经有了基础的那些地区，而决不会选中欧洲大陆的那些落后国家，他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样情况下，整个英国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市。亚洲、非洲、澳洲所接受的将是英国的文化，许多以英国为榜样的新国家将陆续出现。一朝时机成熟，就会组成一个以英国为首的国家体系，到那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人民将成为不重要的、没有收益的民族。在这种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至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布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或法国人时，就像我们现在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付神气一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第116页)

流行学派的缺点

    流行学派的理论体系存在着三个主要缺点。第一是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它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利益。第二是死板的唯物主义，它处处只是顾到事物的单纯交换价值，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精神和政治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力。第三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第152页)

    按照流行学派的理论，国家经济与私人经济实际上的确是极为相类的，萨伊曾(例外地)认为国内工业也未尝不可加以保护，但须附有一个条件，要有一切可能使工业在几年以后达到自立地位。这就像一个鞋匠收学徒一样，学徒必须在短短的几年以内把手艺学好，他应当在几年以后能够不靠师傅的帮助，自己独立谋生。(第152页)

    各个国家就它们的情况和环境来说，彼此之间是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它们之中有巨人，也有侏儒，有体格健全的，也有缺手缺脚的，有文明的，也有半文明或野蛮的；但是它们就同个人一样，都要求生存、都要求进步，这是天赋的本能。使国家从野蛮转变到文明，从弱小转变到强大，尤其重要的是使它获得长期生存的保障，这些都是政治任务。要完成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它进入将来的世界集团准备条件，这却是一个政治经济任务。(第153页)

生产力和财富的区别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第118页)

    德国过去每一个世纪总要受到疾病、饥荒或内讧、外战的摧残，但是它总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产力，因此每次受到打击以后，总是能很快地恢复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西班牙原来是既富且强，不过是备受专制和僧侣势力的折磨，虽然它的国内环境比较地和平，但是总不能摆脱贫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着西班牙人的还是同一个太阳，他们所据有的还是同样的领土，矿藏还是同样丰富，他们还是与美洲发现以前、与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样的人民；但是这个国家逐渐丧失了它的生产力，因此日趋贫困。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丧失了无数资财，但是它赢得了独立以后，生产力有了无限提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后的短短几年之内，就在财富上获得了空前大规模的增长。(第118～119页)

    这个学派只是由于对生产力的性质没有作适当研究，对国家情况不作综合考虑，因此对于农工商业、政治力量和国内财富作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特有各工业部门取得充分发展时这种工业力量的价值等方面，就格外地不重视。它所犯的错误是，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作等量齐观，谈到劳动、自然力量、资本等等时只是作概括的叙述，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第124～125页)

贸易保护是使落后国家

    强大起来的唯一方法

    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第113页)

    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流行学派没有能看到这一点。(第267页)

    它没有考虑到战争对保护制度必要性所发生的影响；它尤其没有能看到的是，战争造成了强迫的禁止制度，而海关的禁止制度不过是在战争下引起的那种禁止制度的延续。

    它企图用自由的国内贸易所产生的利益作为证据，以此来证明，只有在绝对自由的国际贸易制度下，国家才能过渡到最高度强盛地位；但历史经验处处所证明的却与这一点恰恰相反。(第267页)

购买廉价外国货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流行学派以单纯的价值理论为依据，认为国家应当像商人那样，向最便宜的供应处采购商品，如果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得到任何商品，我们不去买而动手自己制造，那就是愚不可及的举动，认为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认为保护关税造成垄断者，是牺牲了国家利益使国内工商业者个人获得优惠待遇。……的确，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同样正确的，而且也为流行经济学派所认可的是，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第128页)

    有些国家为了促进出口业务，有时会实行一种奖励补助办法，萨伊认为“这些都是赠给我们国家的礼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流行学派以单纯价值理论为评判事物现象的依据时，会发生怎样的错误，用生产力理论来评判这类现象就可以得出正确结论。假定法国因为看到它的工业没有能获得充分发展，认为应实行25%的保护税才能使工业获得保障，而英国方面对于它的出口商却给了30%的补助，这种出于英国方面的“礼物”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呢?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以内可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一点上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人民将沦于乞讨生活，或不得不迁流国外，或改业务农。(第129页)……如果有个人买衬衫时代价可以比以前低四成，他只是为了领这个便宜而结果却失去了一只膀子，他怎能甘心呢?(第130页)

    根据这个学说，哪里的货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如果本国工业由于外货输入而一败涂地，在它看来无关重要。如果外国对工业品输出实行补助办法，那就更妙了，买进时就可以更加便宜些。……只要个人能获得财富，整个国家的前途如何，在它看来是完全无关重要的。它所注意的只是土地所产生的地租，至于地产的价值则置之度外；它并没有理解到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是它的土地和不动产的价值。关于国外贸易对地产价值和价格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动和灾害，它简直毫不介意。总之，这个学说是道道地地的“重商主义”；而科尔伯特的唯一目标是在于建立国家工业、国家商业，对于交换价值一时的得失并不在意，他是主要倾向于“工业主义”的，结果何以会把“重商主义”这个名称加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有些费解。(第293～294页)

消费者最终能从保护关税中受益

    假使这个学派认为保护关税将使国内经营工业者居于垄断地位而对国内消费者不利，这样的论据也是非常脆弱无力的。在保护制度下使国内工业有了保障，国内市场由此获得的利益是人人可以自由享受的，绝对不是一种不公开的垄断而是一种特有权益，这种权益凡是我国人民都可获得，除外的只是外国人民；外国人民他们自己也享有同样的这种“垄断”，我国人民只是借此使自己和他们立于同等地位，这就使施行保护制度的主张更加理直气壮了。……在消费者方面尽可放心，这种非常利润决不会达到过高程度或长期存在，由于继起的国内竞争，不久必然会使价格降低，且会降低到在外商自由竞争局面下相当稳定的价格水平之下。(第148页)

沿海居民同情外国人                 

    胜过本国人时，国家就危险了

    欧洲大陆沿海国家，大多数处于伦敦、利物浦、或孟彻斯特工业天然的市场范围之内；在自由贸易下，就大陆各国内地来说，只有极少数地方的工业产品能够在它们自己的口岸与英国工业品维持相等的价格。英国的工业资本比较雄厚，技术比较先进，有着较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在较大规模下、因此也就是较低成本下从事生产，海上运输费用也比较低廉，这就使英国工业居于比别的国家更有利的地位；后者要占有这种有利地位，只有对本国市场作长期不断的保护，积极改进内地交通设备，才能逐渐实现。但是沿海一带居民的市场，不论就国内或国外贸易来说，对于每一个国家都是极关重要的；如果在沿海一带市场占上风的是外国而不是本国工业，这个国家就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的确的，如果一个国家其沿海一带的城市，风气所驱使，同情于外国人胜过本国人时，不论从经济或政治方面来说，国家所处地位再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了。(第162～163页)

实行贸易保护制度的步骤的重点

    实行贸易保护制度时也并不是没有步骤的，如果一上来就完全排除国外竞争，使处于这样制度下的国家同别的国家完全隔离，那么这样的制度不但与世界主义经济原则相反，而且也与正确理解下的国家本身利益相违背。……应当予以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这里所谓重要的工业部门，指的是建立与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械设备、高度技术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是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按照它们的综合价值来说，按照它们对国家独立自主的关系来说，都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业，例如棉、毛、麻等纺织业就属于这一类。如果这些主要部门能够在适当保护下获得发展，工业中其他次要部门就可以围绕着它们在较低度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第156页)

    要达到保护目的，对某些工业品可以实行禁止输入，或规定的税率事实上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输入，或税率较前者略低，从而对输入发生限制作用。所有这些保护方式，没有一个是绝对有利或绝对有害的；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最为恬当，要看国家特有环境和它的工业情况来决定。(第261页)

英国强大的秘密和亚当·斯密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简单扼要地说一说，英国凭以达到今天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的准则是些什么。这些准则大致说明如次：

    一贯鼓励生产力的输入，商品输入考虑在后，而这一点考虑在先。

    小心谨慎地抚育并保护生产力的发展。

    输入的只限于原料和农产品，输出的只限于工业品。

    把生产力的剩余部分，尽量用于殖民地的开拓与未开化国家的征服方面。

    关于对殖民地与附属国所需工业品的供应，完全由母国独揽，一方面关于那里的原料，尤其是殖民地产品，由母国享有优先接受权利。

    特别注意海外航运、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用补助办法鼓励海上渔业，尽量积极参加国际航运事业。

    靠了这些方法来建立海军优势，然后再靠了这些优势来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扩大殖民地占领。

承认殖民地贸易自由与海运事业的自由，但只以它从这方面的所得能超过所失为限。

承认海运事业上的相互权益，但只以英国居于有利的一方时为限，或以在外国因此就可以不再采取有利于它们自己的那些海运限制措施时为限。

关于农产品进口，对独立国家可以给予特权，但只是在因此使它自己的工业品出口也可以获得特权时为限。

如果像这类的特权不能通过条约关系向国外取得，就使用非法买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可以单单为了工商业、海运事业或殖民地利益而进行战争，或订立盟约；在这一点上要有决心。通过这类手段，无论对敌对友同样可以从中取利；对前者可以在海上断绝它们的商业活动，对后者可以通过用英国工业品支付津贴的办法，使它们的工业陷于破产。

这些准则都是过去英国的大臣和议会发言人所直认不讳的。1721年，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当禁止印度工业品输入的时候，曾公开宣称，情况很明显，只有输入原料、输出工业品，才能使国家富强。甚至到了查坦勋爵和诺思勋爵的时候，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在议会公开声明，在北美洲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应当允许制造。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除了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一些准则以外，又初次添上了一条新的准则，这就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本节是一个连续的部分，均见第305～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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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w/2007-09-27/1120139850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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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过两段时间系统的写过文章，第一段是，高三的时候。每周一篇。蛮长的。真正摆脱了为文而文。确实写下了不少值得珍惜的往事和情绪。其实鄙人，文采一般。不谙辞藻。那个时期的文章多以平实叙事，悠长中味出一丝浓情。兄弟说，我的文章以长取胜。

       第二段系统写文章，则是到大学高年级的时候，那时是一个全校性报刊的版面编辑。每个月都会蘑菇篇恣情的文字，也改善改善伙食。大学一二年级时，对余秋雨的散文颇为着迷。五本散文，一本不拉。也是从那个时候，养成了 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读余秋雨的书，非常注意勾勒、摘记一些辞藻，以充实自身。所以，那段时期的文章，多半矫揉造作，空洞无物，浮华辞藻和凭空臆造的词汇倒是充斥其间。

       而今想来，自身反而更喜欢那高中时的习作，朴实、言之有物。写文章确实是个伤神的活儿。大学毕业为文就更加零星，没了规律。

       人啊，总是在赶路。我的求学路于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杨昌济教导毛泽东的是：”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死“。个人修身砥砺讲究一个平衡。回顾自己，似乎赶路太过、整理不足。虽有瑕思万翩，却都轻浮而过，不成系统。每有所得，不成著记备忘，久远忘却了，只沉淀成一己之固执。别人不懂，自己也懒得争辩于分说。

       人，确实是个迷团。大学以前的我，绝然算不上热爱读书（课本外的），父亲再三敦促的世界名著、处事书籍，硬是置若罔闻，不理不睬。谁有能想到，六年后转变成的这个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我呢？古语云：腹有诗书气自华。然。不过这气是什么气就众说纷纭了。有人说是酸腐之气、有人说是执拗之气、有人说是清高之气……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脱离褒贬，至少可以肯定这气是思想之气！六年书海生涯，前面5年，耗去最忘我之热情，徜徉在计算机的庙堂。别于常人，这是为我打通走向社科人文的桥梁。工作的这两年，规则引擎、工作流的接触，设计模式、编译原理、函数式编程、博弈论的独自理解。GEB、哥德尔的深入学习。将我越来越引导到计算机纯数学理论、逻辑和数学基础的境地。几至于科学方法论的哲学探讨上。也是工作的这两年。对经济学的热爱一发不可收。从曼昆的标准教材开始，不断开疆拓土，不断否定自我。在这个最敏感的社会学科，深感迷雾重重，人人言语掷地有声，人人固步自封，人人吹嘘追捧。几至于深能理解笛卡儿”我思故我是“那除此怀疑一切的苦衷。按照租值的定义，不因价格高低而改变供给，那么我想生命的延续这一供给其所得亦应当从租值来看。是呀，这个时候能多收就多收。那么收的是什么呢？不同的人恐怕有不同的答案。我给自己的回答则是：独立的思考。

       不像数学，经济学不大可能是先验的，应当是经验的。这一点，弗里德曼、张五常、薛兆丰等人都说的明白。然则或许他们忘了洛克说过，实然不能证明应然。再及至如米塞斯、哈耶克这样地极端自由主义。或许他们恰恰犯了交易费用学派自己的大忌讳——忽略了真实世界的关键局限。有例可佐的经典，莫过蒙代尔与弗里德曼的浮动汇率对决。倡导自由之人，可知当今世界依然是林立森严之民族国家。国与国的对抗是何其真实？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其他领域的扩张，就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每言必中。但对涉及石油、货币等国之重器则屡屡失灵。如此帝国，不过隔靴搔痒。现实世界不只是经济！薛兆丰在其散文中，竟然称只有人与人、公司与公司的对抗，不存在国家间的对抗。可见其受奥地利之影响，几近于教条。试问，公司、国家都是人类组织的一种，作为一种集体决策，为何二者有不同的待遇呢？政治从来与经济不可能撇清干系。经济发仞于政治。如此类推的话，所谓纯粹经济不沾伦理的说法也值得怀疑和重新审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改造不是瞎改造。人类制造汽车——这样的改造是要？还是不要？新制度学派说的好，一切制度是根本。但身体力行上，更多的都语焉不详。

       接触阴谋论的书，不少，草根的、庙堂地。但抽象下，它们无不从政治看经济。然则，功底和风格，自以为他们没得弗里德曼、张五常等人深厚。只可惜大家身处不同井，各喝自家水，各唱自家天。这类人的经济。政治、伦理……和着整个一浆糊，没有前类人纯粹经济学的云淡风轻。更多是群情激昂、声嘶力竭。多少主观色彩，实难以厘清。虽不乏有引经据典，修学严谨之人——如王小强。然从字里行间，亦难看出其对对手（如弗里德曼）有多了解。改造世界不能徒凭干劲。没有经验规律作保，汽车跑不动、飞机上不了天……　追求公平是好。但从地狱到天堂的制度差别和地狱天堂的共性规律是不得不深深求索的！

       好比盲人摸象，每个人都说对了部分。你只有博采众长，戒除最后一丝的浮躁，才能拼凑出最终的图景。

       是文以始，每周促辖自己，每有所得，为文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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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顺利完成《世界是的平的吗》的阅读。

翻开《摸着石头的困惑》，又索引了两个人：黄仁宇、王力雄。

黄仁宇的介绍：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4-10/18/content_21040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410.htm

文集：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046546

全集十四卷，分别为第一卷《明代漕运》、第二卷《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之财政与税收》、第三卷《万历十五年》、第四卷《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五卷《中 国大历史》、第六卷《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第七卷《放宽历史的视界》、第八卷《地北天南叙古今》、第九卷《关系千万重》、第十卷《赫逊河畔谈中 国历史》、第十一卷《大历史不会萎缩》、第十二卷《缅北之战》、第十三卷《汴京残梦》、第十四卷《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至于王力雄，啧啧…… 比较敏感。但《黄祸》、《天葬》是其广有影响力的著作。兼听可明，聊作参考。

是为索引，以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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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强的《投机赌博新经济》、《“文明冲突”的背后》、《史无前例的挑战》、《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和梁晓的《世界是平的吗》。五本书一鼓作气中……

已阅毕《投机赌博新经济》和《“文明冲突”的背后》，今晚应能看完《世界是平的吗》的阅读。

思绪阑珊。想起一句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生的道路究竟如何才能走的更加宽广呢？上面的诗词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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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天才青年,他们经常为一些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争辩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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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代尔的经济智慧和人格魅力

                              一

林语堂先生自述他撰写《苏东坡传》的缘起：“我写苏东坡的传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翻译蒙代尔著作，我的心情与语堂前辈的“苏东坡情结”略同。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士“，用这些词来形容蒙代尔，也很贴切。他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在经济学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其理论学究天人、自成一家，其方法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其文章如滔滔江水、气势如虹。看似异常复杂、无从下手的问题，他独辟蹊径、迎刃而解，其模型之简洁、含义之丰富让人叹为观止。那么复杂诡异的历史，他用极其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初看起来难以置信，细究之后却五体投地。他一生行事潇洒飘逸不滞于物、趣味高雅童心未泯。他晚年最高兴的事不是荣获诺贝尔奖，而是 67 岁时又一次喜得贵子！。从未在衙门谋一官半职，连顾问头衔也从不当真，却对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影响，赢得“欧元之父”、“供给学派之父”等多个雅号。他好美酒、好佳人、好古堡、好绘画、好旅游、好收藏、好世间美景、好思古幽情，课堂上似苏格拉底，课堂外如闲云野鹤，却造就出一代又一代国际经济领域的顶尖人才。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学问，有谁不怦然心动！

                              二

蒙代尔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却并非出生于通都大邑的书香门第或豪门望族。少时的求学环境，依照今日的标准，可以称得上极度简陋。那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村中唯一显眼的建筑是一家小小的奶酪厂。不同年级的十几个学生挤在一间屋子里，高年级学生既是学生又是老师。蒙代尔回忆少时的学习情景，认为不同年级学生混读对启发儿童智慧非常有利。

相对偏僻的家乡显然无法满足蒙代尔天性中巨大的好奇心。大学毕业后，在父亲和哥哥的鼓励下，他来到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知识的无限风光从此在他眼前展开。华盛顿大学的老师激发出他对历史的终身爱好，刺激他经济学兴趣的却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那是 1949 年，加拿大迫于国内经济困境，背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破天荒地实施浮动汇率。身为英联邦重要成员国的加拿大， 100 多年来都是采取金本位制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浮动汇率简直是闻所未闻。加拿大人迷惑不解：为什么要让汇率浮动？浮动汇率究竟有什么好处？年轻的蒙代尔被这些问题深深迷住，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预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在华盛顿大学完成硕士学位之后，蒙代尔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 1999 年 12 月 8 日，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盛大宴会上，蒙代尔即席讲了一个故事：在即将毕业离开华盛顿大学之前，他分别向三位年轻老师问计。第一位老师建议他申请奖学金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第二位老师主张他贷款到康乃尔大学就读，第三位老师则鼓励他找一位富家小姐结婚，由夫人资助到哈佛大学深造。事后证明：三位老师的主意正是他们自己要走的路！蒙代尔采纳了第二位教授的策略，获得奖学金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萨穆尔森的入门弟子，从此开始了一代学术大师的辉煌生涯。

有萨缪尔森这样的大宗师指导，加上自身的天纵之才，蒙代尔很早就做出原创性科学贡献就不足为奇。他曾经亲炙教诲的导师里面，包括至少四个诺贝尔奖金得主――萨穆尔森、阿罗、米德和索洛，还有伦敦经济学院领袖罗宾斯和一流经济史家金德伯格。他说：“我从萨穆尔森那里学习动态经济学，从萨穆尔森和阿罗那里学习一般均衡理论，从米德和金德伯格那里学习国际经济学。”

蒙代尔为经济学历史上少见的天才，是学界早有的定评。张五常与蒙代尔是 20 世纪 60 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又先后入选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这样评说蒙代尔：“蒙代尔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杰。我认为他是九一年科斯之后，最值得获诺奖的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天才，屡有新意，而我们认识时他住豪宅，好开豪华的酒会，衣着时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殊有奇气。”

而立之前，蒙代尔就已经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国际宏观经济模型、最优货币区理论、国际收支的货币方法等多个领域，做出了改变学术发展方向的原创性贡献。他的绝大多数最优秀论文发表于 1960 年到 1964 年，而思想的形成还要早得多，大约再 1956 － 1959 年期间。 1968 年出版《国际经济学》， 1971 年出版《货币理论》，总共收集了 38 篇论文，几乎每一篇都是具有重大贡献的经典论文，如此成就，经济学界罕有其匹。

1960 年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固定及浮动汇率下国际货币调节的动态机制”，是他最具创造性的论文，“那是我最喜欢的论文。当我做分析的时候，并不知道结论是什么，当我最终得出结论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就是在这篇文章里， 我提出了我对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看法。”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认知模式”（ Vision ），那是创造性科学成果最重要的特征。《动态机制》一文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今天被称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动态机制》一文的细化和运用。如果考虑到今日世界所有经济都是开放经济，那么蒙代尔《动态机制》一文的重要性还要深远得多。

但是，蒙代尔最出名的文章却是 1960 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那是经济学史上被再版或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更是政治家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章之一，主张欧元或反对欧元的政治家都以这篇文章作为他们辩论的起点。它或许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产生过最大影响的论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纪念这篇文章举办过专门研讨会。一篇短短 8 页的论文（译成中文不到七千字），能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不能不说是思想史上的奇观！多恩布什和麦金龙都说，仅仅因为“最优货币区理论”就给蒙代尔冠以“欧元之父”的称号并不合适。的确，蒙代尔在这篇论文里并没有明确主张创建欧元或其它货币区，而是强调要素流动是决定最优货币区的主要因素。 20 世纪 70 年代初，蒙代尔再出奇兵，从消除外汇市场风险尤其是远期外汇市场风险为起点，明确主张创建欧元，并为欧盟起草了第一份完整的欧元计划书。蒙代尔即使不是唯一的“欧元之父”，绝对是其中之一。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没有任何数字和图形，也没有任何复杂的逻辑推理，却开辟了国际宏观经济学崭新的研究范式，将世人对货币和汇率的认识转到一个全新的角度。这样的奇迹，恐怕只有科斯《企业的本质》能与之比肩。

原创性科学成果的第一步是提出创造性问题。凯恩斯思考《通论》时，他问：决定经济整体产出水平的因素是什么？（古典经济学回答了单个企业或单个产业的产出决定因素）。科斯撰写《企业的本质》时，他问：既然价格机制（市场机制）足以完成资源配置（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会产生企业？蒙代尔撰写《最优货币区理论》时，他问：既然主张浮动汇率，汇率相互浮动的货币区之间的界限究竟应当画在哪里？撰写《动态机制》一文时，他问：即使固定汇率体系和浮动汇率体系的静态结果相同，它们的动态调节机制也会一样吗？特别是两个体系如何受资本流动的影响？如果货币幻觉不存在，浮动汇率调节机制还有效吗？（弗里德曼和米德浮动汇率主张背后最重要的假设就是货币幻觉）。

我曾经问蒙代尔：“您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作出了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有什么秘诀？”他回答：“如果说有什么秘诀，那就是我在学校里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我的心态和思想开放，并不那么执著于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我相信自由企业制度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它能够最有效率地利用信息和各种知识，对经济学也是如此。 50 年代，当我开始学术工作的时候，我的大多数同事都是非常重要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相信经济的部分均衡模型，他们用部分均衡模型来处理经济理论。但我相信一般均衡理论。如果说我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就是我运用一般均衡理论运用来分析世界经济及个别国家经济。”

                               三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蒙代尔学术工作的主要特色之一。他在同一时期研究非常不同的主题：国际贸易纯理论、货币理论、最优货币区、公债和预算赤字、国际收支货币方法、关税同盟和通货膨胀理论。他对同一主题使用非常不同的模型：为了解决稳定政策组合问题，他使用的是凯恩斯模型，原因很简单：“那时如果你不用凯恩斯模型，就没有人理会你的文章！”他强调的不是使用谁的模型，而是要使用正确的模型：“即使你运用凯恩斯模型，如果你用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模型，你同样得到经济政策组合的正确结论。”他不认为哪个人、哪个模型或哪个学派绝对正确或者穷尽了一切真理：“凯恩斯学说并没有驳倒古典经济学，古典学说也没有替代凯恩斯理论，它们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他反对人们不加区别地到处运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明确指出最适合该模型的经济体系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因为它们都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

蒙代尔专长理论，却通晓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一般历史，甚至对历史的细节也了如指掌。对思想史的重新检讨构成了蒙代尔学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 70 年代之后他对国际收支一般均衡理论的创新发展，就是重新检讨重商主义学说和 18 － 19 世纪古典学说的直接结果。他对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休谟推崇备至，认为当代许多经济学者对国际经济学的理解还远不如古典学者。

我曾经问他：“谁是你最尊重的经济学家？”答案并不是他的授业导师，而是 18 世纪的法国人古诺。“我最尊敬的是古诺。他是 18 世纪法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数理经济学之父，发明了均衡概念，今天所谓的纳什均衡就是他最先提出的。几乎过了 100 年，古诺的思想才开始被真正理解，并被运用到经济学中。在他那个时代，经济学不太受人注意，所以他就转向了哲学，提出历史终结的思想。在他关于历史终结的理论中，中国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古诺从一个非常不同的和非常重要的角度理解中国。我想中国人应当读古诺的书，了解他关于历史终结的理论。古诺同样是经济学中所谓边际革命的鼻祖。”国际经济一般均衡分析的古诺定律就是蒙代尔的发明。古诺定律与瓦而拉斯定律（后者是兰格发明的术语）一起，构成了国际收支一般均衡分析的两大支柱。

亚里斯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西方学术的优良传统。蒙代尔兼收并蓄却能去其糟粕，博采众长而能洞察其短。他欣赏导师萨穆尔森一般化的动态经济学体系，却毫不客气地指出萨师过于一般化的体系往往流于空洞无物。他深受弗里德曼的影响，却令人信服地指出弗老固守货币供应量（或其增长速度）的货币政策有重大缺陷，对弗里德曼极力鼓吹的浮动汇率更是大张挞伐（ 60 年代末，弗里德曼宣称一旦实施浮动汇率，各国对储备资产的需求将大幅下降，蒙代尔当时就指出弗老大错特错，谁是谁非早见分晓），也不同意弗老“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名言，认为自由交换经济里的免费午餐无日无之。他在米德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高度赞扬米德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杰出贡献，却不同意米德的浮动汇率主张，对业师的国际货币学说多有批评。

他对凯恩斯学说烂熟于心，对凯恩斯著作的细节如数家珍，却在 60 － 70 年代成功反驳凯恩斯理论、复兴古典学说的科学革命中，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艾文 • 费歇尔《利率理论》是蒙代尔求学时的圣经，后来他用异常简单的模型指出费歇尔理论的不足，创出大名鼎鼎的“蒙代尔－托宾效应”。古诺之外，他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亚当 •斯密，但他不同意斯密对重商主义学说的批评，认为斯密未能设身处地理解重商主义学者当日的处境，多次指出斯密货币理论中的错误。他认为穆勒是“古典贸易模型真正的英雄”，却一再抨击“穆勒－陶西格－凯恩斯”谬误对国际经济学发展所造成的重大伤害。

尊其人不讳其过，重其术善补其短，是学术进步的条件，是学者应尽的天职。

                                     四

熊彼特曾经概括了科学创造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见或图景”（Vision ）的形成，它是科学家在技术分析之前，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对事物本质或规律的“整体图像”，是“技术分析之前洞察事物本质的工作”（preanalytic cognitive act ）。它取决于科学家个人的直觉能力、灵感、最根本的世界观以及个人的品位、风格、经验和环境。第二阶段是概念创造和逻辑推理阶段，即用准确的概念来描述“创见或图景”的内涵，推导出新创见（new vision or perspective ）的逻辑结论。第三阶段是建立科学模型或数学模型，以便精确地描述理论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蒙代尔经济学最根本的创见或图景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核心要素。

首先是他那一以贯之的国际视野和大历史眼光。学生时代，蒙代尔就对古典贸易模型的基本假设――要素国内流动而国际间不流动――表示深深怀疑。《最优货币区理论》所挑战的就是国际货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货币流通领域应当以主权国家为界，跨越国界划分货币区乃是不可思议之事。他首创国际收支分析第十七种方法、国际收支一般均衡分析和国际货币数量论，毕生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极力倡导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坚决捍卫固定汇率体系、货币区和货币联盟，都是直接源于他深刻的国际视野和大历史眼光。有人问他为什么偏爱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他说：古罗马最繁荣时期是金本位制，历史上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都是汇率固定时代，至少是汇率非常稳定的时代。

其次是他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偏爱。他多次说过：“我最喜欢一般均衡理论。”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一般均衡分析的威力。70 年代以后，美国逐渐积累起巨额贸易逆差，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触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贸易争端，直到今日依然如故，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急升，引发中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的重大政策争端）。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就是要别国汇率升值（以前要求日元升值，今日要求人民币升值），以便借美元汇率贬值来解决美国贸易逆差。只有蒙代尔利用一般均衡理论，才找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原因）。最近斯坦福大学名教授麦金农对东亚经济和日本经济的精辟分析，正是以蒙代尔理论为基础。

第三是他对货币本质的深刻理解。他强调货币最本质的功能是交易媒介，强调应当最充分利用货币的规模经济，反对货币“巴尔干化”和汇率波动，反对政府操纵货币或汇率。欧共体《罗马条约》签订时，导师 米德建议《罗马条约》签字国让汇率浮动以达到国际收支均衡。蒙代尔反问：为什么正在组建共同市场的国家应当自找麻烦，让汇率不确定性成为新的贸易障碍？导师无言以对。 他倡导货币区或货币联盟、捍卫固定汇率体系、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后期甚至强烈主张恢复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呼吁让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里发挥更大作用。所有这些理论灵感和政策建议，都源自他对货币本质的深刻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蒙代尔是一位古典主义者，因为李嘉图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货币是一层面纱。”

蒙代尔独特的视野并不局限于经济理论，对历史的解释独树一帜。他善于用简单理论解释复杂历史。理论之简单让人难以置信，细究起来却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用货币动荡解释20 世纪的历史演变，用流动性短缺解释大萧条的起源，用黄金价值低估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用美元的支配地位解释美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和风起云涌的贸易争端，用美元－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解释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长期深陷泥潭，用风险预期解释各国储备资产的急剧增长和浮动汇率的剧烈动荡及其致命危害。的确，历史错综复杂，如果我们还要发明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它，我们就要陷入无法解释的陷阱。抓住关键因素，发明简单理论，对历史的把握往往能出奇制胜。事实上，蒙代尔对事物的判断惊人准确，学界有口皆碑。

                                     五

1999 年蒙代尔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纽约时报》头版新闻用了一个词“maverick”, 意思是我行我素、标新立异。说蒙代尔不仅在学术观点上与主流学界格格不入，生活上更是别具一格：经常躲在画室，一画就是几天。常常独自一人通宵达旦看电视，自己心目中最聪明的人不是哪几位经济学大师，而是美国几个脱口秀主持人。跑到意大利北部花巨资购买一栋建于12 世纪、年久失修的古堡。长发披肩是哥伦比亚校园风景，课堂上不修边幅早就出名。还说蒙代尔荣获诺贝尔奖，有助于供给学派经济学卷土重来。如此等等。

我问教授：《纽约时报》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回答：我也不明白，或许是我好些经济学观点与美国主流学者意见相左，他们才这样说吧。他受业于凯恩斯主义者（米德、萨穆尔森等等），执教于芝加哥学派，参与复兴古典经济学说，发起供给学派革命，却不认为自己属于哪个特定学派。他不同意凯恩斯理论和货币主义的封闭经济模型，不认同理性预期学说的完全信息假设，反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政策架构，但认为它们各有特别可取之处。他在汇率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经济增长政策等多个方面，与主流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和货币主义的意见相左。他那自始至终的国际视野和大历史观念或许是最根本的源泉。

象蒙代尔那样热烈提倡欧元的美国经济学家（但他一直没有加入美国籍，虽然一生大部分学术工作完成于美国）并不多见，因为主流或者官方的意见并不支持欧元，有谁愿意出现一个挑战自己霸主地位的货币呢？他不顾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始终坚持必须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改革，直至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和世界货币。他猛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处鼓励浮动汇率的政策，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亚洲政策，尽管他曾经是基金组织最具创造力的研究人员。

当代经济学界，主张固定汇率体系的学者属于少数派，特别是80 年代经济自由化浪潮掀起以来，“汇率由市场自由决定”几乎成了金科玉律。70 年代后，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为浮动汇率鼓吹者提供了绝佳机会，他们把金融危机的责任全部推到固定汇率身上，宣称只要实施浮动汇率就万事大吉。与此相应，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论调自然偏向浮动汇率，比较持平的意见也不过是比较一下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各自的利弊。

从60 年代起，蒙代尔就与浮动汇率鼓吹者彻底分道扬镳。他后来回忆到：“ 我已经得到结论：一般性的采取浮动汇率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倒退。我知道自己踏上了不归路。非常遗憾，在这样一个基本政策问题上，我不得不与那么多良师益友分道扬镳：米德、佛里德曼、哈利 · 约翰逊、哥特菲尔德 · 哈伯勒、弗里兹 · 马纳普、劳艾德 · 梅泽、阿诺德 · 哈伯格以及其它支持浮动汇率的朋友。我发现自己处于如此一个分散的阵营里：罗宾斯勋爵、偌伊 · 哈罗德爵士、雅克 · 鲁夫、爱德华 · 伯恩斯坦、罗伯特 · 特里芬、奥特马 · 爱米格、里纳多 · 奥索拉、查尔斯 · 金德伯格、圭多 · 卡里、和罗伯特 · 鲁萨。其中有些人后来脱离了这个阵营。当然，我很高兴与几乎所有伟大的前辈经济学家站在一起，或许除了凯恩斯和费歇尔以外。前辈经济学大师都强烈反对货币不可兑换的国家之间实行浮动汇率。”

今天，美国、欧洲、日本的政要都在呼吁中国人民币升值并实现浮动汇率，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持同样意见，但蒙代尔不为所动，坚持认为中国应当维持汇率不动，指出维持人民币汇率政策不变的八大理由。不仅如此，他强烈主张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形成某种形式的货币区或货币联盟。他问：为什么适合欧洲十几个最发达国家的货币制度，不适合东亚各国？为什么被欧洲各国视为恶魔一般的浮动汇率，却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作拯救亚洲的灵丹妙药？ 2001 年，他与弗里德曼就货币问题展开著名的“诺贝尔货币对决”。弗里德曼是 20 世纪提倡浮动汇率的首要人物，虽然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事实早已驳倒了他的理论，但他初衷未改，在自传《两个幸运的人》里，对他那篇《支持浮动汇率》的著名论文依然津津乐道。“诺贝尔对决”中，蒙代尔奇峰突出，提出一个全新的论点：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根本不可比！后者是明确的货币准则，前者则不是，正确的问题不应当是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孰优孰劣，而是那个货币准则更好。

                                   六

那是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华尔街三一教堂隔邻的米歇尔一号酒吧。原本是华尔街青年俊才休闲聚会的所在，却经常出现三四位装束各异、貌似学者的人物。他们分别是罗伯特•蒙代尔、阿瑟•拉弗、罗伯特•巴特�